从诗学角度反思近期诗创作
原标题：从诗学角度反思近期诗创作
□北 塔
在经历了疫情所导致的从诗创作种种不适之后，我们将痛定思痛，学角来反思我们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度反所思所想、所写所论。思近作为诗人，期诗我们要从诗学的从诗创作角度重审我们所写的疫情诗。这是学角后疫情时代诗人所需要做的头等重要的事。
两年半来，度反已经产生了无数的思近疫情题材分行文本。这些东西泥沙俱下，期诗有多少是从诗创作廉价从众的赞美？有多少是瞬间情绪的发泄？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失败与成功的界限在哪里？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学者们的工作，也应该是学角诗人们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度反绝大部分所谓的思近瘟疫诗或疫情诗或抗疫诗都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创造性，都是期诗机械化（即手机化）大生产的复制品。这里有一个悖论。遭遇疫情发生的当时，我们的感受是鲜活、滚烫、全真的，但即兴写下的东西可能是浅薄的、粗糙的，哼哼唧唧而已，内心是一团旺火，纸上则是几粒火星；疫情发生过后，我们思考得更加深入，修辞也会更加纯熟，但感受也会钝化、变凉、失真，内心是一团旺火，纸上则是一缕轻（不是青）烟。两者之间的平衡度不太好把握。我主张，要在疫情及其刺激产生的灵感到来之后等一等，但也要抢在其尚未消退的时候落笔。那样出来的文本能够既保有鲜活的、滚烫的、全真的感受，又有深思熟虑的想法和手法。换言之，后疫情时代（当然不要太后）写作疫情诗可能就会两全其美。最好的疫情诗可能产生于后疫情时代。
当然，我们所要反思的绝不仅仅是疫情诗本身，还包括更具本质意义的作为疫情诗产生条件的个人处境或曰情境。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前一句的意思是：文学的内容和风格随着社会现实风情的变化而变化。我以为，疫情下的社会风情导致了诗人的以下几方面意识发生了变化。
空间意识。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所处的空间被按照行政区划划分为高、中、低风险区，又细分为防范区、封控区、管控区等区域，有的用于集中隔离，有的用于居家隔离。这些相互隔绝的区域被以行政的甚至是军政的模式进行网格化管理，从而成为德勒兹所谓的辖域（territory）。疫情过去彻底解封之后，我们还会心有余悸，心里留下辖域化的阴影。接下来的解域化努力成了自我心理治疗，而诗歌就成了一服药。这样的治疗可能会是长期的，好在诗歌（包括读诗和写诗）是我们可以终身服用的药物——终身伴侣。这样的空间意识会让诗歌成为一种安慰与自我安慰、鼓励与自我鼓励的利器。就语言姿态而言，自言自语的文本多于潜对话文本。当然，解域化更好的良药也许是旅行，去域外走走看看，用域外事物的意外、新奇、奇异来减弱乃至消弭域内淤积已久的不良情绪。因此，后疫情时代，诗人也应该加密旅行的频次、扩大旅行的范围。总之，用诗歌和旅行双重治疗疫情后遗症。
时间意识。我们在被封控或隔离时，时间的脚步慢下来，甚至似乎是停顿了，我们简直是度日如年。哪怕不在被封控或隔离时期，我们的时间也变得不确定。我们计划好的出行或做事时间往往因为疫情的变化而更换、推迟，甚至一再推迟。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是“耳巴巴”听着时间之流在我们内部一滴滴地流逝。渐渐地，我们对刻度时间变得不信任、不敏感，时不时忘了日期或时间，无端地迟到甚至爽约。这样的时间意识会导致诗歌的语速慢下来，篇幅则可能会拉长。后疫情时代，当时间之水重新活跃起来，诗人将恢复对时间（的每一个刻度的）敏感，为了抢回被病毒夺走的时间，会产生更多由时间意识催生的灵感。
身份意识。本来，在互联网社会里，我们早就开始被数字化。疫情防控加速了这一进程。我的名和字可能成了1和2，我的职业可能成了3，我的行踪交托给了我的手机号码，而我的身份变成了身份证号码。与我的身份关联的，只有数字，没有数。数字是衍生性的、变动不居的、可以拆分可以组合，只有“术”的层面和境界，只有实践论作用；数是本源性的、浑然一体的，是“术”和“道”的结合，具有本体论价值。当我们的身份意识变成了数字意识，就丧失了数意识，也就丧失了本体论价值。
另外，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身份的社会化程度陡然上升。平常优哉游哉不问世事的闲云野鹤突然被抛入另一个语境，首先是大量实时新闻性信息袭击他们，其次是与现实保持最大距离的隐士都被迫参与社会化活动，比如做核酸、打疫苗、操作健康宝甚至做志愿工作等等。疫情会加强诗人的社会意识和诗歌的生活内容。但急剧强化的现实关怀的风险是降低诗歌的超验性和玄思性品格。后疫情时代，随着防疫形势的好转，我们要努力找回自己的真实身份，让身份的本质从迷雾般的符码中解放出来或从深渊般的网络中打捞上来。这样的寻找可能是困难、尴尬甚至是无望的，但无疑能够加深加强我们的自我身份意识，使得这种意识由数字攀升（或回升）到数。后疫情时代，我们的诗歌应该记录或表现这种寻找自我身份过程中的点滴感受或心路历程，然后超越数字，从而获得数的形而上品质。